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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又称“假面”，是一种占老的文化现象。大量的史料文献表明，面具既是原始人类敬畏自然的表现，也是原始人类生存斗争的手段。它和狩猎、战争、巫术、祭祀、丧葬、乐舞等有着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不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均已出现了制作形象逼真、大小各异，又有着不同功能的面具。关于面具的起源和产生，笔者认为，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和巫术仪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火与工具的使用，让人类与动物分道扬镳，但动物依然是人类食物最主要的来源，并同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虽然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可以制造石球、斧等武器，但狩猎方式依然十分落后，每次狩猎不仅有可能空手而归，而且还非常危险。为了生存和发展，原始人往往会借助面具，把自己当作它们的同类而使其丧失警惕，进而捕获猎物。我们曾在西班牙伊比利亚岩石壁画上看到佩戴着动物面具的人物造型，这一时期还经常出现女人与水乌、蛇、猪和熊的形象相互渗透。同样，在我国北方一些岩画中，也会出现猎人头戴面具或身披兽皮的形象。通过这些壁画我们不难发现原始人的心理特点：将自己伪装成野兽便于接近它们，并且蒙骗被捕杀的动物的灵魂，防止它们对捕猎者进行报复。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对自身的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了未知和恐惧。他们惧怕这是怪物对灵魂的攻击，所以希望借助宏大的仪式保护自己，巫术就孕育而生了。古人在举行巫术活动时往往采用夸张的色彩和狰狞怪异的造型，或直接绘制于面部上，或用木质、皮质、金属质地制作，戴到脸上，起到遮盖本来画目的作用。而这种行为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张光直曾在《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一文中提到：“仰韶文化的艺术中表现了巫师骨架化的现象;骨架可能是再生的基础。”但人体的骨架有众多部位，为什么单单选头颅的面部进行掩盖遮挡呢？不难想象，人自出生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但人类并不甘愿被自然法则所支配，他们希望战胜自然，获得永生。灵魂，就是在这样混沌的世界中产生的虚幻物体，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缥缈的梦境有很大的关系。头颅，即灵魂躲藏的地方， “灵魂出窍”一词则完美地展现了这样一个观点。由此可见古代先民在巫术仪式上跳着激烈凶猛的舞蹈，戴着令鬼怪都害怕的面具，保护灵魂和头颅不受威胁的同时，与鬼怪斗争，驱鬼逐疫。
到了阶级社会，青铜器特别是礼器出现以后，具有重要作用的面具也就自然而然变成青铜的了，它成为标志所有者身份等级的象征。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青铜面具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殷商上承原始社会宗教，巫术之风弥漫上下，各种祭祀活动屡见不鲜，加之以动物、奴隶殉葬的现象盛行，因此，象征着通灵动物灵魂与巫师灵魂合二为一的兽面面具在殷商社会开始单独出现。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来看，殷商时期巫术盛行与统治者为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作为巫术活动道具的青铜面具的大量发现，更是商代重巫风气的体现。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的这件兽面纹青铜面具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面具，而很可能是一件在祭祀中充当更为神秘、更为庄重角色的器具——“铜傩面”。
所谓“傩”，是一种与原始巫术相关而又传承数千年“迎神赛会、驱鬼逐疫”的宗教艺术，在江西萍乡、河北、广西等地区至今还保留有“傩戏”或“傩仪”等民间艺术。
在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巫傩的记载。如《古今事类全书》中“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命祀官时傩”的记载，就体现了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巫傩活动。商周时期巫傩之风盛行，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第498片上半部就有一象形字似“傩”，而在《周礼·夏官·司马下》中则详细记述了面具在巫傩仪式中的重要作用：“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人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可见，商周时期的“傩祭”有“索室驱疫”或大丧时“驱魍魉”之功用。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傩面为玉傩面，数量不是很多，仅有出自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新干大洋州墓等几部分。
另外，《周禮·月令》载，商周时期的“傩”分“国傩”和“乡傩”。“国傩”供天子与诸侯共同享用，“乡傩”下及庶民，举国上下共同举行。从青铜质地看，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制作精美的铜傩面应该是用于“国傩”的。由于该傩面形体较小，眼、鼻、口处又无镂空（注：口部正中因铸造或使用等原因而略有镂空），故其应不是直接戴在人面上的器物。从两角下端所保留的多个小孔看，该傩面很可能是用丝带等系于傩祭者的发冠或将此物连接在做下身的木质或其他有机质材料上，组成一个完整的全身傩像，以作驱鬼或祭祀之用。这与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一件铜面具有相似之处，不过后者据推测是提着或握着使用的，很可能是巫师手持的一种巫术法具。
济南市博物馆“古城辉煌”基本陈列中的这件兽面纹铜面具，出土于济南东郊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关于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但从这30余年不断的发掘成果可以看出，大辛庄遗址对研究鲁西北地区殷商文化，特别是商文化的东渐过程有着极为积极的影响。面具整体呈牛面状，最宽处12.7厘米，最高处13.7厘米，重185克。器物正面制作逼真，鼓眼暴睛，眼角上挑，立刀眉微凸，棱形蒜头鼻较高，张口露齿，口角处有一对突出的獠牙，下颔浑圆。头上翘起的两只大角向内勾曲，两角内勾形成的椭圆空间内，接头顶正中出一方柱，两大角下半部靠近眼处各有三个直径约2毫米的圆形小孔，其中左侧中间的孔系由两个小圆孔相连而成。器物背面呈弧形，素面。整个面具形象狞厉、凶猛，令人生畏。
的确，商周青铜器的兽面纹装饰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但融入了艺术造型的兽面纹也难以掩盖其威严慑人、原始恐怖的假面氛围。整个傩面的形状及纹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兽面纹，此类兽面纹更接近于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而饕餮纹一直是商至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最常见的装饰主题纹样。现在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兽面纹作为青铜礼器中的主要装饰，是与祀神通天的意义有关。从济南市博物馆陈列的这件面具来看，其母型为牛首，而牛正是祭祀活动中最常使用的牺牲之一。从考古文献分析，一般都认为兽面纹属于东夷地区史前文化范畴，与此相对的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则盛行人面像。在东夷文化中，又以良渚玉石器兽面纹为典型代表，但良渚文化却明显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而后来，良渚文化先民又将兽面纹传播到了山东龙山文化地区。事实上，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同步的，而青铜纹饰的发展也与民族交融的过程是同步的。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不难发现，绚丽多彩的商周青铜器装饰艺术，既有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又有史前陶质和玉石礼器的身影，而这种装饰风格，主要也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总之，兽面纹由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发展至商周文化时期这条源流脉络还是十分明确的。那么代表着商文化与东夷文化交汇融合的大辛庄遗址以及在此出土的兽面纹青铜面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该器物是目前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铜傩面，由于其出土时的情况不太清楚，所以对其具体功用的研究现在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推测。尽管如此，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代，出土于军事重镇大辛庄遗址的这件铜傩面当更有其特殊含义，它很可能与军事祭祀有关。同时，它对研究山东地区特别是济南地区商代祭祀、巫术等活动及考察大辛庄遗址的性质提供了一定的佐证。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铜傩面的神秘面目必将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