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环境事件。以2018年11月4日“泉港碳九泄露事件”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剖析这一事件报道中的信源、体裁、态度、内容，揭示媒体的风险沟通策略。分析发现，报道中以消息、中立报道、政府信源、风险解释和风险决策的框架为主。有以下问题亟待完善：提升深度报道和负面报道、增强环境议题报道能力、平衡“影响框架”下的恐惧诉求、重视“健康防护框架”的教育功能、积极促进多种风险主体力量的沟通，赢得共识和互助。
关键词：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沟通;风险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00-03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环境事件，它指的是由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导致的突然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事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类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而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贝克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但没有进一步探讨风险如何建构，直到這一概念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才有了对媒体风险报道的框架研究。
西方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80年代至今，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全球性话题。国内则大致于2003年SARS风波开始出现大量有关环境风险的讨论和成果，然而立足于媒体“风险沟通”视角下的成果还较少，研究亦期望能补充风险社会下的视角和内容。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以“泉港碳九”为检索关键词，结合纸质报刊补充查阅，统计发现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是跟踪该事件最多的媒体，此外中青报、澎湃新闻在后期产生了高质量的通讯和评论，具有分析价值，也纳入样本之中。泉港碳九事件爆发于11月4日，至11月19日，两周内经历了露出报道、密集报道、报道衰退的过程，适合进行整体的报道分析。
综上，本研究选取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中青报、澎湃新闻在2018年11月4日到11月19日期间的有关报道为样本，去除其中转载自其他媒体的报道，共计得到有效样本41篇。
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内容分析的变量为“报道体裁”、“报道态度“、“报道信源”。报道体裁分为：消息、通讯/特写、评论。报道态度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信源分为：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企业、媒体、普通民众。鉴于信源的多样性，采取多选形式规定至多三个。研究结合具体报道，提炼出报道的主要框架有：风险解释与风险治理、风险溯源与风险决策反思、涉及风险主体的影响、地区人员的健康防护。鉴于长篇报道的框架往往不只一个，采取多选形式规定至多三个。
三、 内容分析
（一）报道体裁
报道的主要体裁是消息（73%），其次为通讯/特写（24%），再次是评论（3%）。消息重视时效性，表明事态处于变动之中，如污染处置情况、渔民受损程度、政府解决方案、涉事企业惩处等。其中新京报、中新网、新华社侧重在第一时间报道消息，而每日经济、澎湃新闻更侧重对事实背后逻辑的挖掘。
（二）报道信源
报道信源最多来自政府部门（51%）、其次为媒体（21%）、普通民众（17%）、专家学者（10%）、企业（1%）。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源占比一半，说明媒体对政府消息的强依赖。来自媒体的信源占比第二，说明在政府信源之外，媒体也注重调查和现场，侧面解释了普通民众的信源占比第三。
（三）报道态度
媒体的中立报道最多（70%），其次为负面报道（18%）、正面报道（12%）。中立报道贯穿始终，正面报道主要在前期，负面报道则多在中后期。中立报道的数量与转载政府的通报不无关系。而早期的正面报道表明，事态初期更需要稳定民心、推动政府决策。中后期的负面报道表明，随着事态的发展，风险的形成和风险应对措施都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
四、框架论述分析
（一）风险解释与风险治理框架
这一框架包含两个议题：一是说明风险物和风险程度为何，二是表现风险主体应对风险的行动，该框架是事件报道中的主要框架（51%），分析发现该框架常与其他框架结合。例如结合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往往作为背景的铺垫;结合风险溯源反思框架与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多表现为深度报道;再比如结合健康防护框架，则是作为主导框架，在风险治理部分延伸出健康防护的内容。
结合对报道态度的分析，发现不同的态度往往由几种报道框架组合形成。如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溯源反思框架，形成负面报道，在回顾风险背景的基础上，对风险主体的应对举措持反思批判态度;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形成正面报道，这类组合在前期出现得较多，通过对风险物的解释，强调政府应对措施的正确有效性，以稳定人心推动决策;风险解释治理框架+风险溯源反思框架+风险主体影响框架，则形成中立报道，既肯定风险主体在风险应对中的有效措施、也批判其中存在的的错误或不足。
（二）风险溯源与决策反思框架
该框架比重相对较低（14%），主要集中在事件发展的高潮，在初期和后期则偶有出现。分析发现，该框架主要报道涉事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三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涉事企业的违规操作是导致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背后更多的是此前与政府及居民在协商沟通上存在的问题。此外，突发环境事件中的风险不仅限于风险本身，还包括应对风险的措施，如应对不当，则可能产生更严重的次生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反思应对决策亦是反思风险扩张的原因。
（三）涉及风险主体影响的框架
该框架使用频次高（33%），在事件高潮期运用的最多，主要报道碳九泄露对责任企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的影响。在受影响的风险主体中，媒体着重报道当地渔民和居民受到的影响，展示碳九泄露的破坏性，令人触目惊心。如《泉港化工原料泄漏续：有渔民损失百万 水产捕售被停》、《福建泉港官方：疑似接触碳九泄漏 52人就诊》、《每经记者直击泉港碳九泄漏区：比“味道”更让村民担心的是“未知”》、《特写|鱼之死》等。
（四）地区人员健康防护的框架
该框架在本次样本中占比极少，仅新京报《四问泉港碳九泄漏事故：对人体危害会有多大，油污清理进展如何？》明显使用此框架，说明媒体对突发环境事件中伴随的健康风险不够重视。尽管有一些报道能对碳九进行科普，解释污染物的物理属性，及对身体、环境产生的影响，但却几乎没有站在健康防护的角度，告诉人们如何正确使用救援工具进行抢救、如何在今后的日常生活预防身体不适。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发现，媒体对该事件的建构方式以消息、中立报道、政府信源、以及风险解释和风险决策框架为主，有以下问题亟待完善：
（一）提升深度报道和负面报道
社論和深度报道是新闻体裁中的重型武器。在突发环境报道中，媒体除了及时报道污染治理情况，更应该从动态的治理和成效中，揭示风险的本质、治理关键，提升风险报道的“治本”成效。
危机中蕴含着危险和转机，媒体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在为将来的预警功能服务。研究发现报道以推介告知的中立报道为主，鼓励建设的正面报道为辅，负面报道的比重仍需提升。应充分发挥负面报道的监督功能，揭露、批评风险应对措施中的不足，使其尽快得到改正。
（二）加强报道环境议题能力
媒体报道环境议题的能力影响着新闻生产的流程、传播的效果。然而环境报道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的特点，涉及生态学、资源学、政治学、科技、经济学等多领域。此次报道中的信源大量源于政府部门，少量源于专家学者、媒体，与媒体在环境议题上的科学素养缺乏不无相关。
摆脱这种局面需要主动诉诸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例如美国媒体发展科学和环境报道的专业领域，聘请接受过这些领域培训的专业记者，并在报纸上为科学和环境的主题开辟专栏。一些新闻学院也陆续开设了环境媒介课程，专门讲授科技写作，以及科学和健康报道。
（三）平衡“影响框架”下的恐惧诉求
“风险主体影响”框架描绘了许多海域受到污染、渔民身体受损的景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治理污染、防护健康的积极性，但过量的报道也容易使人们陷入恐慌和绝望。霍夫兰的研究表明恐惧诉求与态度转变之间呈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只有适当的恐惧诉求才能引起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转变。过度的恐惧反过来会导致应对无力，于正向效果无益。
（四）加强“健康防护”框架的教育功能
不仅是告诉公众事实为何，更重要的是告知如何应对，这即是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近几年来，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风险事件，如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成都市彭州石化事件以及广州南沙石化事件等，这些环境事件虽各有不同，但却具有相似的衍生问题，这就是伴随的健康风险，甚至带有潜伏性和渐进性。在这类报道中，媒体更应注重发挥教育功能，指导人们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污染物对身体造成次生伤害。
（五）积极促进风险主体沟通，赢得共识合作
美国环境保护署拟定的风险传播规则强调风险沟通，最终目的是要确保人们共享一种共同的、准确的对风险的认知，使公共讨论和方针决策建立在最优化的信息互动基础上。在该事件早期的通报中，政府宣称“海面油污基本完成清理，大气挥发浓度指标也在安全状态内”，与人们的亲身体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网上纷纷表示还能闻到浓重的臭气味、海面上也漂浮着黄褐色的油污，社交媒体一片喧哗和愤慨。可想政府出发点是尽快稳定民心、避免混乱，但却超越了真诚，选择性遮盖风险，不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无法使受众愤怒与质疑的情绪得到抒解，久而久之又酿成新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积极介入场上多股力量的沟通，特别是政府-公众之间，避免更深的误解和谣言，谋求双方对事件合意的最大化，最终能够达成共识和互助，这正是风险沟通最重要的目的与其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2]余红，张雯.媒体报道如何影响风险感知：以环境风险为例[J].新闻大学，2017（6）：113-124+155.
[3]全燕.技术与民主：风险在科学与环境报道中的传播进路与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5，37（5）：94-105.
[4]黄月琴.风险传播、政治沟通与公共决策的变迁——对两个石化项目迁址案例的分析[J].当代传播，2011（6）：16-20.
[5]陈小（岑鸟）.风险社会背景下台湾报纸对环境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对六轻大火事件的报道为例[J].新闻界，2011（9）：10-13.
[6]韩韶君.环境传播中的媒体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基于环境问题社会建构理论[J].中国出版，2018（6）：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