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朱鼎的传奇《玉镜台记》在受到关汉卿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启发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艺术改造，把传统的“温峤娶妇”的婚姻爱情剧改造成了一出气势恢弘、保家卫国的历史剧，与梁辰鱼的《浣纱记》借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一脉相承。新的“玉镜台”故事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玉镜台记》；《温太真玉镜台》；婚姻爱情剧；历史剧；关汉卿
中图分类号：120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2—0080—04
南朝宋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它丰富的内容含量，为后世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世说新语·假谲》中温峤娶妇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剧作家反复改编，留下许多同题材且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戏曲作品。主要剧作有宋元无名氏南戏《温太真》一本(剧本已佚，仅存残曲少量于《九宫正始》)，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温太真玉镜台》(以下简称关剧)和明代朱鼎的传奇《玉镜台记》(以下简称朱剧)及明代范文若的传奇《花筵赚》。其中关、朱两剧艺术价值较高，流传较广。
关汉卿杂剧《温太真玉镜台》，以原故事为雏形，改编成一出表现老夫少妻的婚姻喜剧。对该剧的主题，历来争议颇多：持批评态度的如黄克在《关汉卿人物论》中斥之为“不健康的审美情趣”；游国恩也曾批评其“粉饰了《玉镜台》中温峤的恶劣行为”；也有人称赞此作为“体现了关汉卿进步的婚姻观”的“优秀喜剧”；袁行霈则认为“温峤并非浅薄之徒……更不失才子追慕佳人的热切情怀”。
至明中叶，随着传奇剧本体制的逐渐成型，传奇剧作大量涌现。传奇作家对元人杂剧或宋元戏文的改编蔚然成风，朱鼎传奇《玉镜台记》、范文若《花筵赚》等，都可见到关氏此剧的影子，其中范文若的《花筵赚》文学价值不高，此文不作论述。
对于朱鼎的《玉镜台记》，历来曲家谈论甚少，且评价不高。明代曲家吕天成所谓“元有此剧，何不仍之”，并在他的《曲品》中，将该剧和朱鼎都列入“下之上”一类。在他划定的九个品级中，居第七。明代曲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将该剧列入“能品”类，为六品中的第五品。这主要因为朱剧缺乏文采，在艺术处理方面也有一些欠妥之处，从而影响了该剧的艺术价值。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如郑振铎在《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中认为朱剧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的明传奇之一。又说：“朱鼎《玉镜台记》虽亦为写悲欢离合的剧本，却全异于一般的恋爱剧。在这里，国家大事，占据了家庭变故的全部。虽本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却比之原剧，面目全殊。其间《新亭流涕》、《闻鸡起舞》、《渡江击楫》、《击帻》诸出，至今读之，犹为之感兴。”
在曲评界，对朱鼎《玉镜台记》的艺术成就的认可度和关注度与之艺术成就是失衡的。人们知道，在嘉靖后期到万历初年之间，先后产生了著名的三大传奇作品，即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阙名的《鸣凤记》。这三部传奇作品都有借男女离合之情，写盛衰兴亡之感的意旨。人们对这三部传奇作品是极力赞扬的。而对稍后的同类作品《玉镜台记》的深刻主题和独特的艺术构思，却很少论及和称赞。
本文认为，朱剧虽与关剧同题材，但与关剧大相异趣。该剧体现了朱鼎独特的艺术构思，有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一、题材的拓展与提炼
温峤娶妇的故事，首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关汉卿以此为雏形，通过全面加工、改造，重新布局，创作了杂剧《温太真玉镜台》。该剧的故事梗概是：温峤，字太真，官拜翰林学士，功成名就，中年丧妻。恰有姑母携女倩英前来投奔，温峤借姑母托他代为择婿之机，以自家的玉镜台为信物，骗娶倩英为妻。倩英因不同意这门亲事而闹别扭。在同僚王府尹的撮合下，这一对老夫少妻终得和谐。这是一部老夫少妻的婚姻喜剧。
明代传奇作家对元人杂剧或宋元戏文改编的作品非常多，如何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是每个剧作家在创作时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朱鼎《玉镜台记》艺术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取材范围的开拓：一是将老夫少妻不和谐婚姻改造成天作之合、才子佳人式的美满姻缘。二是将婚姻剧改为以婚姻为副线、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
全剧40出，前10出写温峤婚姻家庭，主要参考了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和关剧，后30出写温峤的文事武功，保家卫国，主要取材于唐代房玄龄《晋书》和一部分民间传闻。剧叙：晋朝温峤，奉母命前往太原探望姑母，即当朝太尉刘琨之母温氏。温氏有女润玉，“德性幽闲，工容秀丽”，待字闰中。温氏见其侄必为廊庙之才，以女许之。温峤遂以玉镜台为聘，结为良缘。西部番王石勒联合刘曜起兵攻晋，晋帝被俘。琅琊王司马睿南迁渡江，自立为帝。爱国将领祖逖请缨北伐，太尉刘琨为参赞军务。刘琨荐举妹夫温峤为总兵司马。温峤赴王命，毅然绝裾辞母，并拿出玉镜台与妻为誓。祖逖率军大败石勒，但未竞北伐而病逝。朝内王敦，兴兵作乱。为了控制拥兵在外的温峤，矫诏命其回京，使镇丹阳。温峤将计就计，出守丹阳。不久，以卫王室为号，联合各镇，讨伐王敦。王敦拘捕了温母和温妻，使其修书招降温峤。婆媳坚决不从，被投入监狱。前去劝降的王彬，心向朝廷，同情温氏婆媳，帮润玉将爱情信物玉镜台带给温峤，以明心志。温峤感母、妻节义，率兵奋力杀敌，终于生擒王敦。王彬乘机将温氏婆媳救出，温峤回京师，适遇打败胡羯得胜回朝的刘琨，于是全家团聚。温峤、刘琨及温氏婆媳均受到朝廷的褒封。
为了突出主题，温、刘的婚事内容较之关剧是少之又少，不仅只占全剧的1/10，而且还删去了拜师学写字、弹琴的情节，并大大压缩了冒名求婚这一关目。并将温、刘的年龄、相貌、才能设计得十分般配。一个是才貌双全、待字闺中的佳人，一个是饱有“经纶学业”、英俊未娶的才子，且两人一见钟情。剧本开始10出都描写温、刘的理想婚姻，作为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在结构上又作为铺垫，为后面温峤浴血为国、润玉坚贞不屈提供了必要的根据。以后不惜以30出的篇幅描写他的丰功伟绩。
在历史剧的创作中，自然也不能少了合乎情理的虚构。剧本中还着重描写了王敦谋反拘捕温氏婆媳，借以化解温峤斗志，要挟其投降，但温峤及其母、妻双方都能忠贞不屈，自励互励。妻子润玉在狱中托人捎玉镜及书信，勉励丈夫效忠王室，勿以妻室为念。正是这种朝廷安危重于家室聚散的封建道德压倒儿女私情，从而由一出才子佳人的婚姻喜剧一下子升华为封建道德的严肃正剧。正如美国戏剧家劳逊所言，运用“高度的想象力”，进行“创造性地选择”，赋予形象“新鲜的意义和新鲜的潜力”，是戏剧创作中极为重要的。
二、主题的改造与深化
关剧从创作构思到主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出婚姻悲剧：“关汉卿作《温太真玉镜台》正是意欲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她虽经多次反抗，最终仍难免雌伏，‘随顺’了‘那老子’，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来谴责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持否定态度者则认为，它旨在替老夫少妻的不合理婚姻辩护，或者把它归结为对士大夫风流韵事的无原则欣赏，斥责为“不健康的审美情趣”。也有人认为此作“体现了关汉卿进步的婚姻观”，是“优秀喜剧”。
在这里且不论关剧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而实际上都属于婚姻爱情剧。朱剧与关剧相比，有大幅度的再创造，其特色在于摆脱了一般性的爱情婚姻戏窠臼，把人物安排在国难当头、晋室垂危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让人物的婚姻爱情及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代的动乱，打破了温峤宁静甜蜜的生活，他首先是外平强寇，继而内除叛贼。他的母亲、妻子也因他而被囚于狱中，而她们却也能深明大义，为国坚贞不屈，使英雄的亲属与英雄的壮举融为一体。可见作者的着眼点不在儿女私情，而在于国家兴亡，“他不想写美人，而是想写英雄的，他不甚介意于胭脂花粉，他所要竭力描写的却是长枪大马。”因此，把温峤和润玉的爱情婚姻作为次要内容和辅助线索，而以国家大事为基本内容和主线，全剧“饱和着慷慨激昂的气氛”，是一出气势恢弘的历史剧。就这样，“温峤娶妇”的爱情趣事变成了夫妻共同保家卫国的英雄赞歌，老夫少妻的婚姻喜剧，升华为封建道德的严肃正剧。
郑振铎认为朱剧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慷慨悲歌，光彩动人”的明传奇之一。又说：“朱鼎《玉镜台记》虽亦为写悲欢离合的剧本，却全异于一般的恋爱剧。在这里，国家大事，占据了家庭变故的全部。虽本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却比之原剧，面目全殊。”
借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的剧作，在元代就初露端倪。元前期杂剧作家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是元代爱情悲剧中的双璧。前者写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后者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究其实质，都有借男女离合之情，写盛衰兴亡之感的意旨。
明代嘉靖年问，随着传奇这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渐趋成熟，文人不满足于沿袭戏文的传统，用它来单纯地进行教化或空泛地言情说爱，而力图借用这种文学艺术样式，表达时代感受，张扬主体精神。在嘉靖后期到万历初年之间，先后产生了著名的三大传奇作品，即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阙名的《鸣凤记》。这三部传奇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传奇戏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已经承担起巨大的艺术使命，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政治、历史与人生。三部传奇中鲜明的忠奸对立观念、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明清传奇的重要主题，遗泽后世，厥功匪浅。
梁辰鱼的《浣纱记》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线索，描写吴越兴亡，把爱情与政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先河。剧本中男女情爱绝对服从于君臣政治，个人感情无条件地隶属于国家大义。范蠡、西施认识到“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浣纱记》二十三出)。为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这样的境界是罕见的。
《浣纱记》传奇把男女爱情和国家兴亡融为一体，互相生发，在明清戏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清代的《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朱剧是否受到梁辰鱼的影响?梁辰鱼(1510—1591)，江苏昆山人，而朱鼎约1573年前后在世，亦昆山人，比梁辰鱼略小。《浣纱记》一出现在舞台上，就引起了轰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明代著名戏曲评论家潘之称赞梁辰鱼“填词赢得万人传”。据徐朔方先生考证，《浣纱记》约作于嘉靖二十二年前后。作为同乡，朱鼎不可能不受到风行于世的《浣纱记》的影响。不难想见，朱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浣纱记》的启迪。
另外，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着共同的正统文人的故国忧思。明嘉靖年问，严嵩父子秉国弄权，上下勾结，迫害忠良，朝政日非。东南沿海，倭寇侵扰，西北俺答，直逼京师。国家内忧外患，日趋崩溃。梁辰鱼忧国忧民的愤慨，通过作品中人物忠奸逆贤的斗争表现出来。朱鼎自然也把他积于胸中对现实的忧虑流于笔端，把人物放在内忧外患、晋室垂危的背景下，故事主人公奉命勤王，理性使他面对娇妻慈母“绝裾而去”。当母亲妻子被拘、生命难保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国破家何在，扶危命亦轻”的信条，与范蠡有着一样的思想境界，在爱情、生命与国家的关系上，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爱情、生命之上。作者充分肯定温峤为了国家大义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这种理智统辖感情的观念，与梁辰鱼的《浣纱记》一脉相承。兴亡代谢的历史哲理和情服从理的人性观念，显示出美与丑的审美意识，赋予朱剧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
三、人物形象的转型与升华
戏剧人物，是戏剧艺术的生命。戏剧艺术应当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自己的中心，剧本的各个部分，情节、结构、语言等都应当以人物为出发点进行设计和安排。历史上的温峤，是晋代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关剧中温峤与其说是带兵的骠骑将军，还不如说更像元代的儒士，他官拜翰林学士，是一个踌躇满志、得意非凡的仕途幸运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正行功名运，我正在富贵乡。”然而，中年丧妻，身边冷落。教表妹弹琴写字时表现得很轻浮，为谋娶年轻貌美的表妹费尽心机。新婚时新娘发狠“若是他来，我抓了他那老脸皮”，虽然没有像张庚称为“恶劣行为”，但求媒婆给新娘做思想工作时，竞不顾自己是个翰林学士，给媒婆下跪，未免有失身份，充其量是一个风流才子、喜剧人物。
朱剧为了配合主题，对温峤进行了面部大整容。作者首先把温峤描述为博学多才、风仪秀整、孝心拳拳的未婚男子，较接近正史其传。为了塑造这一理想人物，作者让他完全摆脱了关剧中所有的不良行为，一变而成为一个年轻英俊、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风流儒雅、智勇兼备、忠孝两全、用情专一的理想人物。与表妹的婚姻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骗婚姻的感觉荡然无存。
作为一个能担负起保家卫国重任的人，他首先还是一个有一腔热血的有志青年。祖逖向皇帝推荐他的理由：“才兼文武，学贯天人，实有御侮之才，堪作腹心之将”。看到晋朝宗室相残，五胡分扰的动荡时局，他“身虽草莽，志存恢复”，又由于“高堂老母，幽室妻单”故而“喜惧交战于心，出处未致其决”。当皇帝一道圣旨，要他“勤劳夙夜，匡国救民，中兴王业”时，他毫不犹豫，当即起程，绝裾之举顺理成章。《诏聘太真》、《绝裾辞母》两出，较细致准确地展示了温峤的身份性格。他深受儒家教育，胸有凌云之志，济世之才。国家有难而用之，他义无反顾。然而，其心所忧母老妻单，故而再三叮咛润玉，小心奉养母亲。对妻子的白头之忧，他出镜发誓：“便把这菱花为证，偕老深盟誓不更。”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有情的丈夫。不仅重儿女私情，当儿女私情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他能抛开个人家庭利益。赴王命临行，母亲牵衣不舍，他毅然绝裾而去；他一走进疆场，便风采卓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帅；在奉诏勤王的过程中，“败王含”、“擒王敦”，外平强寇，内除叛贼，显示了他的智勇双全，其事迹可歌可泣。
朱剧女主角润玉与关剧刘倩英，虽同为青春美少女，但两人性格、思想却有天壤之别。刘的美貌是“花比腮庞，花不成妆；玉比肌肪，玉不生光”。她不仅容貌俊美，也很有个性，对表哥“捻手捻腕”的轻浮举动毫不客气地喊叫起来；被骗娶后，她不仅将新郎官递来的酒泼在地上，还声称“若是他来，我抓了他那老脸皮”，是一个爽利、泼辣又有反抗性格的女子。而玉润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她与刘倩英都美若天仙。她除了像倩英一样不废针黹女红外，还通晓诗书。她的母亲说她：“且喜德性幽闲，工容秀丽。大则书数词章，小则拈针刺绣，靡所不通。”出嫁前，谨遵母训，恪守闺仪。出嫁后奉夫尽为妻之道，伺姑竭为媳之份。当温峤被诏奉命勤王，她虽恋恋不舍，“一寸柔情千屡结”也只有藏在心中，同时还要强颜欢笑，伺奉亲老，替婆母宽心，排遣其念子之愁怀。狱中，叛贼以死威胁，要她写书招丈夫来降，她坚定地表示：“要杀便杀，今日夫为忠臣，妻子为节妇，死亦何恨!我丈夫呵，他竭忠赴难，我愿全节忘身，怎肯低头从叛。”第31出较好地表现了她坚贞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她不再是历史兴亡的旁观者，垂泪闺中的思妇，而成长为深明大义、重义轻生、不屈不挠的一名斗士，参与到这场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来。
总之，朱鼎笔下的温峤走出了个人家庭的藩篱，以一种富于社会责任心的有志青年特有的风采，步入了国家兴亡的大背景中，体现出一定的阳刚之气。该剧也较之同题材的其他剧作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该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应有的地位。